“始乱终弃”四字，正可概括氓对女子的罪恶行为。她虽勇敢地冲破过封建的桎梏，但她的命运同那些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禁锢下，很不幸地异途同归了，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也，不可说也”。
她对氓的负心，怨恨不已，这不是女人的过错，而是氓的反复无常，一而再再而三触碰女子的底线。爱屋及乌，爱一人，可包容他的一切，却不代表可无休止地纵容他。
她想起了幼时和氓在一起的经历，与今日的乖离相对比，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，既然氓不愿诚心悔过，那一切便随风而逝，终不可挽回，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则有岸，隰则有泮。总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”。
这则故事取自诗经，却也是淇泮乐坊的真实写照——来这里听曲的达官贵人，不过是图乐趣罢，遇到几个长得还不错的歌姬，就大把大把花钱，满嘴尽是花言巧语，说得人眼花缭乱，信以为真，可等新鲜感一过，他们便会始乱终弃，置之不理。
现实便是如此，它不仅存在于诗中，更存在于身边。
应天府出众之处不止于此，四大书院之首——睢阳书院便始于此。
大中祥符二年，邑民富人曹诚，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，造舍一百五十间，聚书一千五百余卷，广招学生，并于次年聘请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，以曹诚为助教，建立了书院。
“博延众生，讲习甚盛”，愿以学舍入官，真宗皇帝大为嘉叹，“面可其奏”，下诏表彰，端明殿学士盛度“文其记”，前参知政事陈尧佐“题其榜”，赐名“应天府书院”。
大中祥符七年，应天府又升格为南京，为宋朝三京之一。商丘濒临汴水，交通方便，商旅辐辏，隋唐以来，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。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。时人称：“州郡置学始于此”，天下学校“视此而兴”，此时的应天书院又被称为“南京书院”。
天圣四年，范仲淹因丧母守制商丘，受知府晏殊之聘，主持应天书院。
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，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，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，要求“为学次序”和“读书次序”，严格要求院生，固国本，厚民力，杜奸雄，明国事。
他还为应天书院，写下一篇千古流传之作《南京书院题名记》：
皇宋辟天下，建太平，功揭日月，泽注河汉，金革尘积，弦诵风布。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，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。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者，自故兵部侍郎许公骧而下，凡若干人。先生之嗣，故都官郎中维、枢密直学士纶，并纯文浩学，世济其美，清德素行，贵而能贫。
祥符中，乡人曹氏，请以金三百万，建学于先生之庐。学士之子，殿中丞舜宾，时在私庭，俾干其裕；故太原奉常博士渎，时举贤良，始掌其教；故清河职方员外郎吉甫，时以管记，以领其纲。学士画一而上，真宗皇帝为之嘉叹，面可其奏。今端明殿学士，盛公侍郎度文其记，前参子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。
由是风乎四方，士也如狂，望兮梁园，归于鲁堂。辛甫如星，缝掖如云。讲义乎经，咏思乎文。经以明道，若太阳之御六合焉；文以通理，若四时之妙万物焉。诚以日至，义以日精。聚学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百谷我尊；淬词为锋，则浮云我决，良玉我切。然则文学之器，天成不一。或醇醇而古，或郁郁于时；或峻于层云，或深于重渊。至于通《易》之神明，得《诗》之风化，洞《春秋》褒贬之法，达礼乐制作之情，善言二帝三王之书，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，盖互有人焉。若夫廊朝其器，有忧天下之心。进可为卿大夫者，天人其学，能乐古人之道；退可为乡先生者，亦不无矣。
观夫三十年间，相继登科，而魁甲英雄，仪羽台阁，盖翩翩焉，未见其止。宜观名列，以劝方来。登斯缀者，不负国家之乐育，不孤师门之礼教，不忘朋簪之善导。孜孜仁义，惟日不足。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。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，济济群髦，成底于道，则皇家三五之风，步武可到，戚门之光，亦无穷已。他日门人中绝德至行，高尚不仕，如睢阳先生者，当又附此焉。
“聚学为海，则九河我吞，百谷为尊；淬词为锋，则浮云我决，良玉我切。”此句堪称妙言，与《岳阳楼记》中范仲淹所言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展现范仲淹作为政治家、文学家以及军事家的豪迈气概。（上述文段源于网络，略有删减修改。中国四大书院：应天府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嵩阳书院或石鼓书院，后两者有争议，石鼓书院曾毁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后重建。文段赘叙，篇幅过长，故不再简述）
明哲和韵儿走得急，身上不带盘缠，只得徒步赶路，等赶到应天府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，天色渐渐变暗，城门即将关闭，所幸他们赶在城门关闭前，进入了应天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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